我们在延安中学时，享受供给制待遇，吃的、穿的、用的，全都由学校供给。但因边区经济困难，有时会遇上衣服、鞋子发不下来的情况。我们同学有的是烈士子女，有的父母上了前线，家里靠不上，穿着上就发生困难了。

　　1946年夏天，我们班同学朱忠勋、朱忠芳姐妹俩见我穿的鞋子破了，就要给我做鞋子穿。她们把我拉到她们跟前，很认真地给我量了量脚的大小，就给我做起鞋子来了。我不知她们从哪里找来了破布，打成褙子做鞋底，又弄来黑洋布做鞋面。鞋子做成了，她们又把我拉到跟前，让我穿在脚上试试，还挺合适的。我高兴地穿着她俩给我做的鞋子，一溜烟地跑了，竟连一句感谢的话或客气的话都没有说。当时，我就没有产生一点感激之情，把她们给我做鞋穿看得就好像学校给我发双鞋一样地平常，好像就该是这样似的。

　　然而，随着时间的流逝，朱忠勋、朱忠芳给我做鞋子穿这件事，越来越深地印在我的脑海里。我每每回想起来，就越来越理解了它的分量和价值。我们大家当年在一起学习，一起接受革命教育，过着无忧无虑的半军事化的低级共产主义生活，老师犹如父母，同学就是兄弟姐妹，吃的一锅饭，穿的一样衣，你的就是我的，我的也是你的，我们彼此之间团结友爱、互相帮助，怀有共同的理想，都知道学习之后，将来要上前方打敌人，还要成为建设新中国的科学家。我们的世界观和革命的人生观就是这样建立起来的。朱忠勋、朱忠芳不是边区土生土长的女孩子，她们是从印尼归国，又到延安来接受革命教育，准备将来参加革命的洋学生；而且，她们又是中央领导同志王稼祥的亲戚，她们曾生活在优越的家庭和社会环境里，但却从不自恃特殊，傲视一般同学，而是自视和我们一样平常。她俩见到我的鞋子破了，很自然地就俨然以大姐姐的姿态(其实，她们只是个子长得高一点)给我做鞋子穿。由于我们有共同理想、共同事业，便形成了这种亲密无间的新型的人与人之间的关系。

　　就在朱忠勋、朱忠芳给我做鞋子穿的时候，我也把我叔父上前方时留给我的一双新发的鞋子送给了我们班的大同学鲍克亮。

　　1950年10月，我们部队执行抗美援朝保家卫国的伟大使命，开赴朝鲜参战。在途经沈阳时，我又遇见了朱忠勋、朱忠芳两姐妹。我们在亲热之余，显得有些拘束。她们当时正在中国医科大学上学。我那时穿着一身崭新、整洁的军装，脚蹬皮靴，站在她们面前，我跟她们一般高，不再是小弟弟了。

　　此刻我突然想到了她们还是小姑娘时奇迹般地给我做鞋子穿的事，然而，我仍然没有能对她们说出一句感谢的话或者是客气的话。朱氏二姐妹面部露出微微笑容，显得那么美丽端庄，温文尔雅，根本不在乎我说不说感激的话。后来，她们都成为新中国培养出来的第一代高级医务人才，为祖国的医学、卫生事业不断做出贡献。

　　我回忆起少年时代的朋友，为他们的成就感到自豪，我自己也感到无限的快慰！

　　--------

　　刘力学

　　男，1930年生。延中九班学生。曾任陕西省委保密委员会副主任、保密办公室主任。